戒惧克治就是常提不放的功夫，就是必有事焉，怎么会是两回事呢？你这封信中提到的问题，我前边已经说得十分清楚了；只是你自己后来又产生了困惑，说得支离破碎，才会有“本来面目难以一致”的疑惑，这都是自私自利、刻意追求所造成的弊端。清除这个弊端，就没有什么疑惑了。

来书云：“‘质美者明得尽，渣滓便浑化。’者如何谓明得尽，如何而能便浑化？”

良知本来自明。气质不美者渣滓多，障蔽厚不易开明。质美者渣滓原少，无多障蔽，略加致知之功，此良知便自莹彻，些少渣滓如汤中浮雪，如何能作障蔽？此本不甚难晓，原静所以致疑于此，想是因一“明”字不明白，亦是稍有欲速之心。向曾面论明善之义，明则诚矣，非若后儒所谓明善之浅也。

所“质美者”二句：意为本质美好的人善德尽显，缺点也都融化消失了。程颢语，出自《河南程氏遗书》卷十一。

你信中说：“程颢先生说：‘本质美好的人善德尽显，缺点也都融化消失了。’怎样叫善德尽显，怎样才能融化消失呢？”

良知原本就是自然光明的。气质差的人身上的毛病缺点很多，障碍遮蔽也就厚，良知不容易呈现出光明。气质好的人身上的毛病缺点就少，又没有太多的障碍和遮蔽，只要稍微下一点致知的功夫，他们的良知就能自然晶莹剔透，一点点的毛病就好比热汤中漂浮的雪花，怎么能构成障碍遮蔽呢？这本来不是太难理解，你之所以对此产生疑惑，想必是因为一个“明”字的意思不明白吧，也是你稍微有些心急。以前我曾和你当面讨论过明善的含义，明善就是诚身，而并非朱熹对明善所解释的那么肤浅。

来书云：“聪明睿智果质乎？仁义礼智果性乎？喜怒哀乐果情乎？私欲客气果一物乎？二物乎？古之英才若子房者、仲舒也、叔度3、孔明、文中4、韩、范5诸公，德业表著，皆良知中所发也，而不得谓之闻道者，果何在乎？苟曰此特生质之美耳，则生知安行者不愈于学知困勉者乎？愚意窃云，谓诸公见道偏则可，谓全无闻，则恐后儒崇尚记诵训诂之过也。然乎否乎？”

性一而已。仁义礼知，性之性也；聪明睿知，性之质也；喜怒哀乐，性之情也。私欲客气，性之蔽也。质有清浊，故情有过不及，而蔽有浅深也。私欲客气，一病两痛，非二物也。张黄诸葛及韩范诸公，皆天质之美，自多暗合道妙。虽未可尽谓之知学，尽谓之闻道，然亦自其有学，违道不远者也。使其闻学知道，即伊6傅7周召8矣。若文中子则又不可谓之不知学者，其书虽多出于其徒，亦多有未是处，然其大略则亦居然可见。但今相去辽远，无有的然凭证，不可悬断其所至矣。

夫良知即是道。良知之在人心，不但圣贤，虽常人亦无不如此，若无有物欲牵蔽，但循着真知发用流行将去，即无不是道；但在常人多为物欲牵蔽，不能循得良知。如数公者，天质既自清明，自少物欲为之牵蔽，则其良知之发用流行处，自然是多，自然违道不远。学者学循此良知而已。谓之知学，只是知得专在学循良知。数公虽未知专在良知上用功，而或泛滥于多岐，疑迷于影响，是以或离或合而未纯；若知得时，便是圣人矣。后儒尝以数子者尚皆是气质用事，未免于行不著，习不察，此亦未为过论。但后儒之所谓著察者，亦是狃于闻见之狭，蔽于沿习之非，而依拟仿像于影响形迹之间，尚非圣门之所谓著察者也。则亦安得以己之昏昏，而求人之昭昭也乎？所谓生知安行，“知、行”二字亦是就用功上说。若是知行本体，即是良知良能，虽在困勉之人，亦皆可谓之生知安行矣。知行二字，更宜精察。

所子房：张良，字子房，传为城父（今安徽省亳州东南）人。汉初三杰之一，刘邦的重要谋士，辅佐刘邦得天下，被封为留侯。也 仲舒：董仲舒，今河北省枣强人。西汉哲学家，今文经学大师，提出“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”的观点，被汉武帝采纳，对后世影响极大。3 叔度：黄宪，字叔度，东汉汝南慎阳（今河南平舆县）人。自幼家贫，德行彪炳当世，有颜回之称，终生不仕。4 文中：王通，字仲淹，门人私谥曰“文中子”，绛州龙门（今山西河津）人。隋朝哲学家，主张儒、释、道三教合一，以儒为主。5 韩、范：韩琦，字雅圭，相州安阳（今属河南）人。北宋名臣。范仲淹，字希文，苏州吴县人，宋真宗大中祥符进士，官至枢密副使、参知政事，北宋政治家、文学家。韩琦、范仲淹出将入相，共保北宋太平，世称韩、范。6 伊：伊尹，商初重臣，出身奴隶，辅佐商汤灭夏。7 傅：傅说，商王武丁时贤相，传说原为傅岩地方从事建筑的奴隶。8 召：召公，文王的儿子。因封地在召，故称召公。与周公共同辅佐成王。

你信中说：“聪明睿智果真是人固有的气质吗？仁义礼智果真是人的本性吗？喜怒哀乐果真是人固有的性情吗？私欲与客气果真是一件事，还是两件事？古代的英才像张良、董仲舒、黄宪、诸葛亮、王通、韩琦、范仲淹等人，品德功勋卓著，都是从他们的良知中生发出来的，而又不能说他们是知道圣道的人，这是为何？假如说他们的资质天生就好，那么生知安行的人难道还不如学知利行困知勉行的人吗？我私下里认为，说他们对道的认识有点片面还可以，如果说他们完全不认识道，那么恐怕是后世儒生崇尚背诵训诂所形成的偏见。这样说对吗？”

人性只有一个。仁义礼智是人性的本质；聪明睿智是人性的禀赋；喜怒哀乐是人性的情感。私欲客气是人性的遮蔽。本质有清浊之分，所以感情有过分和不足之分，而遮蔽有深浅之分。私欲客气是一种病生发的两种痛苦，并非两件事情。张良、黄宪、诸葛亮、韩琦、范仲淹等人，都是天生资质美好，自然与道的许多地方都巧妙暗合，虽然不能说他们完全知晓圣学，完全明白圣道，然而他们的学问才智离圣道已经不远了。假使他们完全通晓圣道，那他们就成了伊尹、傅说、周公、召公了。至于王通，则又不能说他不明白圣学，他是书虽然多出自学生之手，其中也有很多错误，但是他的学问的大致轮廓还是显而易见的。但现在年代相去甚远，没有真凭实据，所以不能凭空臆断他的学问和圣道相差多远。

良知就是圣道。良知自在人的心中，不论圣贤还是平常人都是这样，如果没有物欲的牵累蒙蔽，只要遵循这良知并将其发扬光大、流传开来，都是圣道；但是平常人往往被物欲牵累蒙蔽，以至于不能遵循良知。像上面提到的几个人，天生资质清纯明亮，也很少被物欲牵累蒙蔽，所以他们的良知发扬流传的就非常多，离圣道自然很近。学者就是要学习遵循这个良知罢了。所谓知学，只是要明白专门在学习遵循良知上用功。他们几个人虽然不知道专门在学习遵循良知上用功，有的还兴趣广泛，受到别的东西影响或迷惑，所以他们和道若即若离，而没有达到纯粹的境界；如果他们知道了这一点，就是圣人了。后世儒生曾经以为他们几个尚且凭借天资成就事业，这未免是不知其然，更不知其所以然，这样评价他们一点都不过分。但是后世儒生所说的著察，是因为拘泥于狭隘的见闻，受到旧时习惯的蒙蔽，从而模拟仿照圣人的影响和事迹，并非圣学中所说的著察。那么又如何以自己的昏迷糊涂，求得别人明白呢？所谓生知安行，“知、行”二字，也是从用功上来说的。至于知行的本体，其实就是良知良能，即使是困知勉行的人，也都可以说是生知安行。对知行二字更应该精心体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