但这并不是说正史中的文字全然可信。由于唐代距今已久，传主的生活年代距离修史之时也已历有年代，文献难免有所散佚，而原始史料中的记载也不可能没有错误，因此引录史文时，仍然需要细加考核。例如高适其人，官高位重，在盛唐诗人中是很突出的，因此新、旧《唐书》中都列有详细的传记。传记大体可信，但在叙及后期入川任职时，却都记作先任蜀州刺史，后任彭州刺史，以致后来的《唐才子传》等书均袭此误。这与高适的仕履显然不合。据此研读高诗，就会显得扞格难通。后来黄鹤等人注释杜诗，援用了柳芳《唐历》和房琯《蜀州先主庙碑》等文献，确证高适入川实为自彭迁蜀。柳芳《唐历》为盛唐时期的编年史，柳芳、房琯均与高适同时，二人之文今已不传，但为宋人的注文所征引，可以据之订正两《唐书》的错误。这就说明，研究唐代某一诗人，不但应当援据正史，同时还要参稽与之有关的各种著述，特别是与此一诗人同时或与其时代相近的文献，以补正史书之不足。

唐、五代的史书，列入正史者共四种，即后晋刘昫领衔实为张昭远等人修撰的《旧唐书》，北宋欧阳修、宋祁等人修撰的《新唐书》，宋初薛居正领衔实为卢多逊等人修撰的《旧五代史》，欧阳修个人修撰的《新五代史》（原名《五代史记》）。这些著作各有其优缺点，援用之时应当有所了解。

关于《新唐书》和《旧唐书》的高下，前人议之颇多，大体说来，可做这样的区划。宣宗之前的人物传记，可以偏重《旧唐书》中的记载，因为在此之前的几个朝代，有关的帝王实录等重要文献大体上还算保存完整，吴兢等人修撰的《唐书》保存得也较完整，张昭远等人据此修撰，也就容易显示水平。宣宗之后，由于国史中断，也未编成实录，时衰世乱，史官也难以多方搜求文献，这样也就影响到史料的完整。《新唐书》继起，欧阳修和宋祁等人鉴于中唐之后史料不足，大量吸收笔记小说等方面的文字入史，总的看来，这一部分的传记确比《旧唐书》有所提高，但在《本纪》部分，则因力求简括之故，许多重要史料被删削，反而不及《旧唐书》之详悉。

《旧唐书》

唐代的人大都能诗。一些达官贵人，都有诗篇传世。因此，新、旧《唐书》中的列传部分，也就是考察这些诗歌作者的有用材料。但纯以诗名而又够得上入史的人毕竟不多，绝大部分诗人，声名不显，只有部分赫赫可称的人才能进入文苑。这些人就不见得有完整的行状、墓志等材料留存，史官也就只能大量采择小说为之立传了。

例如王勃，一共只活了二十七岁，生平没有干过什么大事，但文才出众，小说中多所记载，于是《新唐书·文艺传》中也就援用了这方面的不少材料，如有关写作《滕王阁诗序》事，出于《唐摭言》卷五；有关腹稿之事，出于《酉阳杂俎》卷一二《运次》；有关王通居白牛溪教授门生甚众事，出于《贾氏谈录》；有关王勃作《唐家千年历》事，出于《封氏闻见记》卷四《运次》，……又如杜甫，《新唐书·文艺传》中叙及严武欲杀之事，出于《云溪友议·严黄门》；《严武传》中叙及武卒，母喜曰：“而今而后，吾知免为官婢矣！”则出于《国史补》卷上《母喜严武死》。这类记载中夹杂着很多传闻失实的东西，在引用时，必须加以别择。

王勃像

正像《唐书》有新、旧两种传世一样，《五代史》也有两种传世。《旧五代史》虽无完整本子留存下来，但经过四库全书馆臣邵晋涵等人的努力，利用《永乐大典》等书中的材料重行纂辑，一般认为已是十得七八。因为薛居正等人修书时依据的是帝王实录等重要史料，因此有其可贵之处。欧阳修写《新五代史》，着重借修史体现自己的史学思想，但在史实方面，也有一些异同和补订。宋初陶岳著《五代史补》五卷，乃补《旧五代史》而作，叙事首尾详具，可参看。

五代十国，这是我国历史上最为混乱的时期之一。四分五裂的大地上，也活动着不少诗人，虽然成就并不太高，但也反映出了这一时代由唐入宋过渡时期的特点。其中部分诗人的事迹，也见于史书。